七十多年来,敦煌与我的缘分——常沙娜教授在人文清华讲坛的演讲

演讲人:常沙娜 演讲地点:人文清华讲坛 演讲时间:二〇一九年四月

与敦煌的初遇:严寒中一顿没有菜的晚餐

  1931年,我出生在法国里昂的塞纳河边上,我出生的地方有条河流名叫Saône,为了纪念我的出生,爸爸和朋友商量,就用这条河流作我的名字。我的中文名字“沙娜”便是从“Saône”音译而来。也巧了,我爸爸后来一直在地处沙漠地带的敦煌,人家就说常书鸿很有意思,他的女儿早就起名叫“沙娜”,将沙漠的婀娜多姿结合起来了。

  当时在巴黎的留学生成家的很少,都在我们家里聚会,在我家成立了中国留法艺术家学会。抗日战争爆发前,我爸爸在法国已经九年了,当时他学西洋的油画。一次在巴黎街头,他看见了伯希和出的《敦煌图录》,才知道在自己的祖国还有千年历史的敦煌,他觉得自己从前只崇拜西方艺术,真是数典忘祖,于是就下定决心要去敦煌。

  他先回到中国,后来我妈妈带着我也回国了。我的第一语言是法语,一开始不会讲中文。我回来以后在昆明上了小学,才学会了中文。我的干妈王合内是法国人,是我妈妈在巴黎学雕塑的同班同学,她嫁给了我的干爸爸王临乙,后来也来了中国并入了中国国籍。跟她在一起的时候,我就成了她的翻译。所以中文、法语我都会。

  在重庆,我爸爸就下决心,一定要把我们全家都弄到敦煌去。他先去了那边,过了一阵子,他就要我妈、我和弟弟都过去。1943年秋天,我们动身了,从重庆出发,坐着一辆卡车到了兰州,路上前后颠簸了一个多月。到了兰州以后,歇了一段时间,我妈妈当时快受不了了,因为越走天气越冷。原来我妈妈是穿旗袍的,到了兰州以后就完全不适应了,必须要穿上棉旗袍,可是我爸爸却说:“不行!这还不够!你们要穿羊皮袄。”于是我就穿上羊皮袄、毡靴,可是还是冷得受不了。在兰州过了几天,我们又坐卡车出发,经过武威、张掖、酒泉,一路走下去,越走越冷。那个时候,我弟弟还很小,我12岁,还不懂得旅途辛苦,一路上看到风景变化很大,觉得很开心。但是我妈妈就很难受。在这个过程中我爸爸一方面很辛苦,另一方面还要呵护着我们,包括还要开导我们。

  到了目的地敦煌以后,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比兰州还要冷很多,我那个时候也已经受不了了,更不要说我妈妈和我弟弟了。在敦煌,我们碰见了苏莹辉,大家一起又往莫高窟走,那个时候,莫高窟在当地叫千佛洞。从敦煌到千佛洞还要走25公里,一路我们坐着木轮的牛车,走了3个小时。这一路上,我们感觉只有一个,就是敦煌这里太艰苦了,沿途都是荒漠,沙子吹得到处都是。后来我们总结过当时的感受,就是“出了嘉峪关,两眼泪不干,前面是戈壁滩,后面是鬼门关”。

  那时候,大家的心情都很难受,但是我爸爸特别积极、乐观。

  我今年89岁了,但到敦煌当天的印象,实在太深了。我这辈子都忘不了我们第一次到敦煌时吃的晚餐:就是一碗醋、一碗盐,每个人有一小碗刚煮出来的面条。对着这样的晚餐,我妈妈很尴尬,苏莹辉也很尴尬,他们都不好意思问。我年纪小,直接就问了:“爸爸,怎么没有菜啊?”我爸爸说:“对不起,这里没有菜了,只有这些。我来不及准备了,明天再给你们杀只羊,用涮羊肉来迎接你们,你们先安心地休息。”

  那个时候没有蔬菜,我爸爸除了保护敦煌文物,还要防沙,他就说一定要种树、种菜,并全身心地投入到了保护敦煌莫高窟的行动中,提出要让敦煌永远地保持下去,首先就要先改善环境。

  第二天早晨,天特别蓝,我爸爸就拿蓝天来说服我妈妈,他说:“你看看天多蓝,有了蓝天,我们的心情就能好转。我今天带着你们去参观千佛洞。”我第一次进入莫高窟的洞窟里,爸爸劝我妈妈说:“你是留法的,学雕塑的。你看看这里历代的彩塑,多好啊!”我妈妈从专业的角度看了之后,心情就好一些了,确实感觉到敦煌千佛洞很美。在那个时候,条件很差的情况下,能看到前后10个朝代的古代塑像,是不容易的。当然,我们一天是来不及看那么多朝代的塑像的。从那以后,我爸爸就慢慢地劝我妈妈,也指导我,我就跟着大人一起看壁画。著名画家董希文,当年在艺专是我爸爸教的第一拨学生,他当时也去敦煌工作了,也在那里临摹。在他们的影响下,我的兴趣也被勾起来了。

  莫高窟壁画覆盖10个朝代,包括北魏、西魏、隋、唐、宋、元等,其中唐代200多年,分为初唐、盛唐、中唐、晚唐。每个时期的壁画特色都不一样。

  比如西魏285窟,是很著名的一个代表窟,壁画内容是《五百强盗成佛图》,是一个佛教故事。这幅壁画表现了那个时期的建筑、山水,构图上人大于山,山只不过是作为空间的安排,中间还有各种树。

  在对时代的表现上,敦煌壁画也是很丰富的。这里有我临摹的两幅图,是一个是供养人,一个是跳舞的人。通过供养人图像,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古人的服装。

  我们研究敦煌壁画,一方面是要看它的内容,壁画反映了当时的人物,表现了当时的习俗和环境;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当时的艺术表现方法。这些内容,都值得我们后人不断地去学习。

  我在敦煌得到了很好的锻炼,那个时候我十几岁,经常跟着大人去学习,对着壁画去体会,不用我爸爸催促进度,也不用我爸爸来具体安排,完全出于兴趣的驱动,我主动去洞里临摹壁画。现在回顾这段时间,可以说,我的童子功就是在敦煌打下的。

再续前缘:林徽因先生与我和敦煌的相逢

 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,1951年的时候,我见到了林徽因先生。当时正在抗美援朝,周总理提出要开展活动进行爱国主义教育,于是派人找到我父亲,请他把在敦煌常年临摹的东西拿到北京来,以此展示我们国家民族文化的重要性。我爸爸高兴极了,把他们临摹了十几年的东西都拿到北京来了,但是当时的北京还没有博物馆也没有陈列馆,于是就在故宫午门的城楼上办了展览。

  那时,我刚从美国留学回来,我爸爸就跟我讲:“沙娜,你明天要陪着梁伯伯和梁伯母到午门城楼上参观。”因为他们两个人身体不太好。梁思成先生跟我爸爸是多年好友,他们经常有来往,他很羡慕我爸爸能在敦煌进行临摹。因为通过壁画可以研究很多古代的建筑。他因为身体不好的缘故,曾经对我爸爸说:“你在那里好好地干,我将来身体好了以后,也要去。”

  所以那天,就是我陪着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去参观,他们爬上午门城楼去看展览,虽然很累,但是也特别激动。后来林先生就跟我聊,问我在敦煌的情况,跟我交流。一周后,她跟我爸爸讲:“你让沙娜到清华大学的营建系来协助我,做助教,我想对北京的工艺美术进行改造。”当时景泰蓝已经很难发展,林先生提出要把我们传统的工艺品景泰蓝进行图案设计的改进,用于现代生活所需,比如在掐丝这种比较先进的工艺中,用上敦煌的图案。我那个时候没有文凭,就在林先生的指导下工作。先生又聘了两个人,是浙江美院刚毕业的两个女孩,一个叫钱美华,后来成了景泰蓝厂一个很重要的设计大师,还有一个是孙君莲。当时林先生身体不大好,我们早上9点过去,她躺在床上,把她的思路告诉我们,我们再开始工作。可以说,是林徽因先生决定了我投身于艺术设计和教育。

敦煌花开:传统绽放与现代设计需要平衡

  后来为纪念新中国成立十周年,北京搞了十大建筑,当时,我有幸被安排到人民大会堂的设计组,组长是奚小彭,他组织万人大会堂的设计,其中宴会厅的天顶装饰由我来弄。奚小彭建议我,把敦煌的图案运用上。我就开始弄出好多方案。我们的工程师叫张镈,我永远忘不了他。他说:“沙娜你这个图案很好看,但是你要注意,你的设计需要跟我们宴会厅的功能相结合,需要把通风口、照明结合起来。没有照明,没有通风口,你设计的图案再漂亮也没有用。”当时我设计的时候把敦煌藻井上的图案运用了,但是最初的设计并不符合宴会厅的功能需要。于是我们就连夜修改,把敦煌的图案和宴会厅的功能结合起来。张镈最后很满意,他说:“沙娜你看,修改以后,照明的问题解决了,通风口也解决了。既是传统的,又是现代的,还跟功能相结合。”这件事情,给了我这一辈子都十分重要的启示,这就是:设计不是一个人完成的,不是一个人签个名、盖个章,表示是自己创作的,它一定是合作共赢,共同完成的。参与人民大会堂的设计,让我一辈子受益匪浅,我从此知道了设计不是想怎么弄就怎么弄,搞设计要跟时代、传统、大自然、生活所需相结合,还要跟材料相结合。这一点很重要。

  2007年开始,我跟香港志莲净苑合作。那里的师父跟我说:“我们希望通过你,把敦煌的佛像艺术运用起来,引到我们香港的志莲净苑。”我就很用心,把敦煌唐代的45窟、328窟,盛唐的佛像,组合在一起。方案拿到那边,对方很满意,说这个很好。

  盛唐是唐朝繁盛的时代,当时的用色是非常讲究的,我把它恢复了起来。当时主要色调是石青、石绿、土红、土黄。装饰起来是深中浅,深的放在中间,与浅的组合在一起。每一个图案不是绿就是绿、蓝就是蓝,而是分深中浅。这样弄出来很丰盛,很漂亮。

  这个设计前前后后搞了五年。其中2008年我因为患病需要手术,停了一年。我在接受治疗后回到家,一边放着音乐,一边把佛像服装的图样画出来,这个创作对我身体的恢复也很有帮助。最后设计拿到香港,那边的师傅们说,香港是很潮湿的地方,而敦煌比较干燥,所以香港这边的呈现,不能用敦煌的彩塑,需要用木雕。于是让东莞的木雕工人来帮忙。我跟搞木雕的师傅一块商量,把服装、色调、图案都按照我所画的分深中浅的形式表现,还有背光都雕刻出来。弄完了以后,比例、尺度都相称。最后完成的作品获得对方的高度评价,说在香港再现了敦煌唐代的佛像风采。

  人物的身份不一样,表现形式也不一样。所以我们搞设计,一定要按照它的功能、它的主题来设计。香港志莲净苑的这组彩塑,释迦牟尼在中间,几个弟子文殊、迦叶等在两旁,各有各的特点,组合在了一起。志莲净苑专门用一个大堂摆放这组彩塑。我们传统的佛教艺术在香港得以再现,这也是我们民族文化中相关内容的一个再现。

学习再学习:设计中传统与感悟不应缺席

  如何在我们的设计作品中融入中国的传统文化?

  我觉得大家需要先把我们的历史学好。我们要学的东西太多了,方方面面要深入地去学习,敦煌是古代丝绸之路上各国、中国古代汉族以及很多少数民族共同创造的东西,也都是很好的。

  同时还应该有专题性研究。敦煌的东西是取之不尽的,我专门做过一个专题,就是对敦煌的图案进行研究。但是除了图案,敦煌还有乐器、舞蹈、建筑等内容,浩如烟海。一个人做不了那么多研究,所以要有专题性研究,在研究的过程中,我们可以根据生产和生活所需,扎扎实实地研究。有了这个功夫,我们才能更好地发展,完成的东西拿到街上,能让人一眼就看出,这个是中国的设计、中国的制造、中国的文化。我们民族的特色,民族的血脉、文脉要延续下去。

  这些年来,敦煌的研究和保护做了不少,但我觉得还要继续努力。我个人觉得,扎扎实实地在敦煌去研究并获得的成果,还是不够。有一些艺术家去画所谓的“敦煌印象”,我看了之后,这哪里是敦煌印象?有些就是草草几笔,说是“印象”,这是不对的。还是要扎扎实实,不应该太浮躁。我们需要更多人下定决心,在敦煌那里吃苦耐劳,好好研究、好好学习。学而问、问而学,有了真正的感受和感悟之后,再按照现实的需要去设计。对具有中国特色的优秀东西,我们一定要好好运用。毕竟,敦煌艺术宝库到如今也就一千多年,我们还有五千年的历史。所以方方面面都需要扎扎实实刻苦用心去研究,争取真正的感悟。

  除了努力研究优秀传统文化以外,最重要的,还需要重视大自然的作用。工艺美院的老前辈雷奎元先生对我们的影响也很深。他曾经说过,我们搞图案一定要进行花卉写生,把各种各样的花写生完了以后,根据图案的需要再进行设计。所以,临摹花卉也成了我很重要的基本功。比如这幅画,画了花以后我还加了蝴蝶,把生命的气氛表现得更生动。

  现在的年轻人,喜欢用高科技的东西。而我是“科技产品盲”,既不会用短信,也不会用电脑,我画的东西都是手工的,有点儿落伍了。我认为,如果要大批量出产品的话,是需要高科技的。但是一个设计师的个人感受、设计思路,如果没有自己亲手画过或者亲自感悟,那是不行的。我听说,现在好多同学搞设计的时候主要用电脑,并没有自己事前去感受、去思考需要什么造型设计,通过电脑一拼就算完工了,这个我觉得是不行的,应该先有来自内心的感悟才好。

  现在的我们面临着时代的变化,科技不断在发展,人们对衣食住行也提出了新的要求,怎么办?我认为,设计领域是绝对不能放松的。在设计上,大小、比例、色调、尺度、功能、材料都很重要。现在有一些作品,我实在是欣赏不来,比如单纯用骷髅头作为一种装饰,我觉得它没有设计。我们的宗旨,要民族的、科学的、大众的,这也是周总理过去提倡的“古为今用,洋为中用”。现在时代发展,科技进步,如果我们不好好研究流传下来的好东西,不好好发展我们的设计,我们民族原有的那些好东西就可能慢慢衰落。

“生命不息,跋涉不止”

  我这一辈子什么都经历过,酸甜苦辣、成功挫折都遇到过。但是我一直是面对现实。我相信,每个人的一生就是这样的弯弯曲曲,苦乐都有。今年我已89岁了,但是我还是很乐观,就像我父亲说的那句话,“生命不息,跋涉不止”,自己能做什么,就继续做什么,保持高高兴兴的心情。我觉得人生应该这样,有思想准备去奋斗,同时也要面对现实。现在党中央也提倡并且鼓励年轻人好好干,为国家、为专业一直奋斗下去,我认为,这个精神很重要。

  我出生于法国,但我热爱我的祖国,我的很多老前辈,他们也爱我们这个祖国,要为自己的国家作出贡献。我们现在发展得也很快,但是有一样东西,我觉得始终不能忘,那就是绝对不要忘掉我们中华民族的特色,我们的文脉、我们的血脉,这些是中华民族的历史传承。

  常沙娜 著名设计家、教育家、艺术家,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,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,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。先后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徽设计以及人民大会堂、民族文化宫、首都剧场、首都机场、燕京饭店等国家重点建筑工程的建筑装饰设计及壁画创作工作。著有及合编的作品有《敦煌历代服饰图案》《敦煌藻井图案》《敦煌壁画集》《常沙娜花卉集》等。

  常沙娜的父亲常书鸿是我国著名画家,曾任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,是第一代敦煌守护人,为敦煌的保护和敦煌学的发展作出卓越贡献,被誉为“敦煌守护神”。

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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